校园丨王治平：我的大学时代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王治平，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本科、1982级研究生。在校时任学生武术队队长。毕业后一直在高校、最后在浙江工业大学任教授。主攻经济学，同时研究中外文化比较。有《经济学阐释》、《将效率进行到底》、《金钱法则》、《有效市场假说》、《经济学是聪明人的开心果》等著作问世。
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大学时代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历史的转折点，那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处于危乱迷茫中的国家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我也就是在那一年进大学读书的，当时我已经26岁了。
1
学在人大
在这之前，我已经“读”过两个四年的“社会大学”了。我从杭州下乡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城进工厂，亲历了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底层劳动者的生活，这使我得以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生存状态有了深切的体验。民间的疾苦促使我思考贫穷的根源并寻求摆脱贫穷的途径，于是，在大学停办十多年以后重新恢复高考招生时，我决定报考“经邦济世”的经济学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
我们那届学生由于“文革”之故，其成分之复杂是空前绝后的。有的是受到三个孩子拖累仍发奋学习的父亲，有的是蒙受“四人帮”毒害但顽强成长的小青年，有的是当年盲从造反、尔后落魄而反省的“红卫兵”，还有的是刚被平反昭雪、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每一个人都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仿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个都有李太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负与豪情。
当时确实是个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尤其是在人文荟萃的大学校园，人们在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反思历史的错误，瞻望国家的未来。和我同届的同学中后来出了许多著名的人物，如自由思想作家王小波、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后来我读研究生时再考进来、以后成为法学家的梁治平等，在党政机关就职的更是多如牛毛。
我所就读的工业经济系的系主任先后是徐伟立教授和塞风教授，他们都是我国工业经济管理学界最早的资深教授。我在读大学本科时的班主任先后是李悦老师和徐昶老师，他们分别是工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教授，学养深厚，诲人不倦。我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本校本系盛介眉教授的研究生，他是专门研究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我一直关怀备至，令我感激不尽。
此外，还有诸多的良师，在他们的指教下，我得到了思想上和学问上的成长，他们的教导使我受益终身。我特别记得徐昶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到上海的企业实习，盛介眉老师带我到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然后沿着长江东下，一路上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从那时起我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了。
我当时全力以赴，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因为我在大学里已经认识到中国贫穷的根源是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统吃“大锅饭”，每个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怎么能够调动起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
在农村，因为是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劳动，农民们“出工像背纤，收工像射箭”。而在工厂，国家直接经营的企业实行“铁饭碗”、死工资，工人们“一不做，二不休”，因为多干不多得、请假要扣钱，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磨洋工”。如此体制下谁愿努力生产？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当时的体制改革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地开展的，而从安徽农村发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的第一步。那里的农民冒着“杀头”的风险，自发地分田到户、承包单干，“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于是，农民的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现在，当我看到我们每天都能够吃到“可口的晚餐”时，我都会想起当年在大学时代，我们为了这一改革的“合法化”所做的一切：探讨、分析、实证、鼓吹、寻找理论根据、为中央的决策撰写“内参”等等，宿舍里的讨论常常是彻夜不眠，兴奋不已。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中国开始走上了繁荣兴旺的发展新里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的大学时代，正是这个转变的滥觞时期，我有幸得以亲身参与，这使我的大学生活充满意义，永远难忘。
2
住在人大
我在杭州的工厂里收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学校的地址是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门口有一个公交车站叫“人民大学”。1978年10月20日，当我千里迢迢来到人民大学的时候，看到校门口居然有军人站岗。
原来，我们人大在“文革”时居然被解散了。“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大革文化命，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高等学府，也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所不容，整个学校被一锅端，教师学生通通作鸟兽散，学校的校址也被划归当时刚刚组建的第二炮兵部队，门口站岗的就是二炮的哨兵。等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以后，人民大学才得以恢复，我们这两届77、78级，是“文革”以后最早的学生。
我们第一次坐在八百人大教室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成仿吾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成残疾的副校长郭影秋，以及许多劫后余生的老师都来了，他们都对自己的学校被撤销的耻辱表示痛心不已。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讲人大的历史，在讲到母校被停办的惨痛经历时，他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市公交公司，是他们保留了“人民大学”的公交车站站名，让我们在没有“人民大学”的日子，还能听到“人民大学”的名字。顿时，全场热烈鼓掌。
学校恢复时只要回了整个大院的部分楼房做校舍，因此我们的住宿就特别紧张。起初北京同学是不安排宿舍的，外地同学也要住在在一小间摆4个上下铺床的房间里，每间住八个人。我最早是住在红一楼233房间。同室的还有我们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的包政、林新生、王炳业，基本建设经济专业的邬大强、苗振东、董家臣、任淮秀。当时我是班里第一届班委的生活委员，自觉睡在靠门口的床，包政是我上铺的兄弟，林新生与我抵足而眠，邬大强则与我面对面。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场地都很紧张。有的课程需要许多人挤在八百人大教室里上，图书馆阅览室都必须提前占座。因为有时候集会只能在大操场上进行，所以我们每个学生还发了一个马扎。食堂在校园深处的校办工厂那边，来回一趟要30分钟，一日三餐就要走一个半钟头……
我们就在这样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快乐地生活。那时候我们倒也并不觉得特别艰苦，因为我们一颗颗年轻的心，正在万象更新的崭新时代里如同花木逢春，茁壮成长。理想主义的激情飞扬，使一切物质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到我们的下一届——79级的学生入校时，校舍困难的矛盾就突出了。原计划招2000人，却只能招700人；原本早就要报到，却一直拖到10月份。北京新生固然仍要走读，住校生有一部分只得借住到遥远的人大附中，据说住在校园内的部分男生只能在灰楼里改造过的女厕所内栖身！而且他们还没有食堂，要在露天吃饭，席地而坐，和风进餐。
而“二炮”占据我们的房屋迟迟不还。同学们终于愤怒了。记得那是1979年10月10日，上午8点半，在图书馆门前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首先宣读了国务院早就作出的关于归还我校舍的决定，又宣读了给中央的请愿书以及罢课宣言。下午12点半，学生会决定上街游行。学校派车把我们送到复兴门，然后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在广场环绕一周后往回走到新华门。从下午3点半开始，我们在太阳底下足足坐了两个半小时，等着把请愿书递进中南海。回到学校，大师傅还在等着给我们开饭。之后又罢课了三天。据说最终是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过问下，我们学校的校舍问题才得以解决。
3个月以后，“二炮”终于腾空了东风二楼，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换房。东风二楼的房间与红楼大小相仿，但只住六个人了，条件稍有改善。我们工经班和建经班共有37个外地学生，分给我们六个房间，另有一人要去与79级的新生住。于是我与建经班的生活委员董家臣便各为其主地争起来。我说，我们15个人，正好住两间半。董家臣说，他们22个人，住满三间后，余下的四个人要住在一起，他要我们去两个人“投靠”他们。我可不让，我说，拼居的那间应该三个对三个才公平。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交由系里的老师解决。
结果我搬到了东风二楼的124房间，同屋的是包政、林新生、王炳业、周一民、柳民。在那里我一直住到了1982年7月本科毕业，并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之后是在新二楼的411房间，与一同考上研究生的包政、林新生、杨杜又同室三年……
3
文化差异
想起当年的事情，桩桩件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特别是从全国各个地区来的人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心处处皆学问”，从中我得到了同学给予我的思想启发。
第一次坐在课堂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北方的同学。我随口问了他一句“你几岁”，这就遭遇了文化差异。
只见他脸色一沉，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然后尴尬地笑着说：“我8岁。”我奇怪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跟我开玩笑，明摆着不是儿童，他为什么说“我8岁”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他们那里，“你几岁”的问法只能问儿童，不能用来问大人，若是问大人，就是小看人。他大概也知道我并没有小看他的意思，所以并没有责怪我，但又不愿回答，只好开个苦涩的玩笑。
而在我们南方，却并无此讲究，无论问谁，都可以问“你几岁”。
当他告诉我说，他们那里问大人要问“你多大”时，我说，“正好相反，我们那里只是逗小孩时才问‘你多大’”。
另有一次，我掺和着一群北方的同学在聊天。
他们说有个南方山区来的同学，好像不是我们班的，在给他们讲他家乡的事情时，总喜欢说“咱们咱们”的。
南方话中并没有“咱们”一说，只说“我们”，他误以为北方人的“咱们”就等于“我们”，于是在说“我们家乡”的时候总是说成“咱们家乡”。
其实，北方人说“咱们”时是包含听者的，而说“我们”是不包含对方的。就像《红楼梦》第31回里的袭人，居然对晴雯用“我们”来指称自己与宝玉，明显把晴雯排斥在外，结果被晴雯好一顿抢白。
聊天的北方同学讲起这事时，也是一脸的不屑，不客气地说了一句“穷乡僻壤的，谁跟你‘咱们’？”作为南方人的我，闻此不免悻然，从此不敢跟北方人称“咱们”。
不过也有被同学赞赏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课后同学们在操场上打排球，一直打到日落西山。这时我说了一句“黄昏了，该回宿舍了。”
大家忽然对我肃然起敬，说我说话那么有文采，那么文诌诌的。
原来，北方人不说“黄昏”，只说“傍晚”，“黄昏”只是用在诗词歌赋里头的雅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什么的。
我说，我们那里的人都爱说“黄昏”，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凡夫俗子。这可能是古文化的一种遗迹吧。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我们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双榆树去逛商店。
有个南方同学想买双鞋子，可是他的北方话有点南方化，不但买与卖不分，而且“鞋子”还被说成了“孩子”。
结果他把问售货员的话“你卖不卖鞋子”说成了“你买不买孩子”。
那女售货员白了他一眼，气恼地说：“我不买孩子。”
南方同学说：“我要买孩子。”
女售货员更加气恼：“我也不卖孩子。”
南方同学火了：“你不买孩子，站在柜台里干什么？”
“这你管得着吗？”北京售货员的嗓门尖了起来。
南方同学固执地说：“我就要买孩子！”
“我不是人贩子！你要买孩子到人贩子那里去买！”吵得沸反盈天。
这两人南腔北调地斗嘴，真像是听语言大师侯宝林在说相声。
其实，各地的同学都对自己的地域文化引以为傲，在说话中时时都会显现出来。
上海人自恃在巨大城市，把上海以外的人都叫做“乡下人”。
广东人自恃在最南的位置，把广东以外的人都称为“北佬”。
北京人自恃是政治中心的人，把北京以外的人都视若“下级”。每年寒暑假我们外地同学回家探亲时，北京同学总要模仿电影中的首长，让我们代他们“向你们家乡的人民问好”，还要谆谆告诫我们，要与当地的组织取得联系，要我们搞好与地方上的关系。
而我当时自恃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杭州人是生活在富足而快乐的天堂里，我们总是对杭州以外的人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因为在杭州人看来，他们都仿佛是生活在苦难的地狱里的人。
现在看来，这都是少年意气。它的好处是可以增加自信，坏处是容易夜郎自大。
直到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我作为一名教授在大学开设“中外文化比较”课程时，当年在北方读书以及后来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时所碰到的文化差异带给我的思考，成为这门新课程所要传达的重要理念：
“我们在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差异，这将让我们感受到人类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对于别人的文化，我们一是要了解，二是要理解，这样才能有益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相互交流。”
（选自《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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